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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家驹研究员的两次南繁


陈家驹(1925-2010),研究员。1970年冬,他45岁,在我们所来南红农场的12个人中年龄是最大的。“文革”初,他被院“红卫兵总部”定为“半专政”对象。所谓“半专政”,就是白天到被管制的地方去劳动、“学习”、“交代问题”,晚上允许回家睡觉。他是1950年北京农业大学毕业生,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平时说话风趣,很幽默,至于什么原因被“专政”了,绝大多数人都不了解。后来传出:他的港澳关系复杂……

谷子品种资源研究是他主持的课题,但是课题已经两三年没有按计划繁种扩增了,他正心急如焚。1970年春,我们一起去安阳棉花所,他搞谷子繁种,冬天又接着一同来三亚南红农场南繁,他是如鱼得水,忘却了一切烦恼和不快。

到南红农场刚几天,准备播种的工作已就绪。一天下午,大家到羊栏的海边捡贝壳,海里有几个游泳的人,有人说:“还从未下过海呢,咱们也下去装个相吧!”又有人说:“老陈带着你的相机吧,请你给照几张,留个纪念……”老陈走在后边,赶紧答应:“好,好!”前边的人已穿短裤下水,等老陈脱衣服时,已有两三个会游泳的游出二三百米了。不会游泳的还在1米左右深处往身上撩水。老陈站在水里望着远处的人高喊:“快回来!别往远处游,有鲨鱼!”手在不停地把相机指向远处、近处的人,给大家照相。回到住地草棚,老陈一看照相机,右手拍了一下大腿,急促地说:“糟了!糟了!拧了胶卷,没拿下镜头盖。”

老陈一个人搞谷子,虽然一亩多地,从种到收的田间管理,和部分材料人工去雄杂交,每天都很累。有一天,他兴致勃勃地让我去他地里看看“六十日”这个品种。一看,真打眼!青枝绿叶的谷穗快成熟了。他说:“比在北京、安阳长得都好,是个有希望的材料……”

春节将至,各南繁队都准备自己开几天伙,改善一下生活,过完年杂粮作物快要收了,要过个“南繁丰收年”。我是东北人,出去买酱油,看见瓶子上写着“生抽”或“老抽”,不知道是怎么回事,没敢买。回来问老陈,他哈哈大笑,说:“那都是酱油啊!”接着给我说:“生抽可以生吃,老抽是做菜用的。”还给我讲了,它们不同的制造过程。我问他:“你怎么知道的这么详细?”他又笑了,说:“我们家早年开过酱菜坊么,所以才算商人兼地主出身哪。”

1970年冬,谷子南繁的成功和回到北京工作又有新的进展,使他1972年冬第二次南繁的信心更增强了。(这次我未来南繁,留在所里协助领导处理业务琐事,和京郊跑面推广我选育的“黄白一号”)老陈告诉我:这季的南繁他的收获更大,他把早熟杂交组合收后在三亚又种了一次,居然收到了能赶回北京夏播的种子,实现了两年六个世代,最终能育成一系列夏谷品种。

南繁材料开始收获时,他给他的爱人戴兰芳发了一封信,提到“等收获完毕时,按来程路线,水陆兼乘回京”。收到他的信没几天,她被北医三院确诊为乳腺癌,大夫主张最好尽早安排动手术。所里得知后,让我发电报给老陈:乘机速回京。我担心电报到南红农场时,他已离开三亚,再乘火车又要耽误时间,又追加了电报:如陈已离南红,速追告。当时从北京到南红农场最快的信息工具就是电报。很不错,这次发出后四天,他在南红农场收到了。他见到电报,和身边的人还开了句玩笑:“什么事情那么急呀?是怕我跑了,还要追告?”

他到家是晚间,敲门时,开门的不是戴兰芳,是于香云,两个孩子都在。他惊恐地问:“怎么,戴兰芳没了……”老于给他解释说:“她住院去了,准备这两天做手术,我怕两个孩子晚上害怕,来给他们作伴。你回来就好了。”

戴兰芳乳腺癌切除手术做的非常成功,她本来体质就弱,术后更需多休养。老陈一方面承担着谷子试验研究的繁重工作,一方面无微不至的护理爱人。农忙时,他要到彰化(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及试验地所在地,老陈家住北京林学院,相距有30多里路),中午不回来,全靠大女儿丽淑(小学三年级)到食堂给妈妈和弟弟买饭。

老陈南繁北育的辛勤工作,育成了京谷一号品种,还有9023、9028等,获得了北京市科技成果三等奖;“六十日”具有抗倒伏,和粟瘟病的广谱抗性的遗传稳定性,作为亲本在全国已培育出8个春播谷子和32个夏播谷子品种(占全国夏谷播种面积的一半)。获农业部科技成果四等奖。

1978年,他随下放到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的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所,又回到中国农业科学院,分配到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任研究室主任。他主持了“六五”至“八五”,全国粟谷种质资源繁种和农艺性状鉴定攻关项目的子专题研究工作,专题取得较大成绩,得到了国家两委一部的表彰奖励。

1981年5月,国家副主席宋庆龄逝世。香港有一批人要来京参加遗体告别、吊唁和追悼会。其中有戴兰芳的亲属(家人曾任孙中山先生的秘书),会后来看望他们。有关方面通知中国农科院做好接待安排。院决定让陈家驹提前从林学院平房搬回中国农科院的楼房,院里协助做好迎接亲人和有关客人来访的准备工作。